新儒家的志業(2008 高雄)
時間:2008年3月1日 地點:高雄崇義大樓
主講人:王財貴 文字錄入:宋育錚 修訂:王財貴(2014/11/08)修畢
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天這一場演講,是臨時多出來的。自從1994年元月開始,我每個月都舉辦讀經的師資研習,本來十幾年來,所有師資研習都在臺北,兩年前基金會成立後,就想多擴大服務,於是北中南每個月輪一個地方,所以每隔三個月,我就會來南部一次。我聽說,今天的聽眾大部份是讀經的推廣者,對讀經理論已經有相當的瞭解了,所以我今天就講讀經以外的題目,因此今天的講題和平常不一樣,今天講“新儒家的志業”。
別人看我——或是我自己勉勵自己——是一個新儒家之徒。本來自古以來,有所謂“儒家之徒”,現在加一個“新”字──“新儒家之徒”。我是不是能夠當新儒家的門徒,我不敢自居,我只是努力,看看能不能跟著新儒家,做一個新儒家的追隨者。什麼叫做“新儒家”?今天的演講首先要解釋一下“新儒家”這一辭的意義,從這說明中,瞭解新儒家的特色,再進一步說明新儒家的志業所在。
我勉勵自己成為新儒家之徒,而且我也希望大家都成為新儒家之徒。為什麼呢?在還沒做解釋之前,我有一個思考的方法,需要介紹給各位:我們面對問題,大概有兩種思考模式。有一種是比較容易的,大家常在用的;有一種是比較不容易的,也是一般人不常用的。對於特別的事,我們要用特別的模式去思考,就是要用不常用的那個模式,才能夠把問題想清楚。世間的道理,說少不少,說多也不多,總起來也只不過兩個類型,只要我們思考問題的模式走對了路,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有些一般人認為很難解決的問題,往往是因為他思考的模式沒有選對而已,所以一個人同時具備兩種思考模式以隨時運用,是很必要的。
哪兩種思考模式呢?第一種是平列的,是“並立式”的,也可以說是“橫剖面”的思考模式。什麼意思?就是當面對一些不同的觀念,不同內容的東西,我們把它們看成是並列的,就是一樣、兩樣、三樣、四樣,我們一般人常說的“多元化”,可能都是這樣思考的。這樣在我們眼前,左邊有一類學問,中間有另一類學問,左邊又有另一類學問,有好幾種學問,可以擺開來。譬如談教育,我們說學生的個性和才華是多元的,我們要尊重個別性,順著這些個別差異,培養多元的人才,所以要有多元化的教育。現代美國迦德納(Gardner)教授確實地指出人類有所謂七種智慧或八種智慧,所以我們的教育就要有七種課程、八種課程,來應對學生的各種智慧。我就請問各位,你對這所謂的多元化,這人類的多種智慧,還有世間的多種學問說法,你是怎麼看的?又,譬如東、西方的學問,你怎麼看?是不是東方文化一邊,西方文化一邊?
迦德納教授所謂的多元智慧,有語文、數理、音樂、美術、體能、自我反省、與人相處等七種,後來,他又加上一種觀察自然,總共八種。像這樣幾種智慧,請問你是怎麼看的?是不是橫列的12345678,如果是這樣平面的思考,我們把它歸為“平列的思考模式”。但除了這樣排列之外,我們是不是可以由下而上的12345678?如果是這種層次性升進的思考,我們就歸入另一種模式,叫做“縱貫的思考模式”。原則上,我們面對問題討論問題時,應該採用相應的思考模式,才能夠使問題與答案其各得其所、各正其性。假如我們頭腦裡面只有單一的一種,那麼,不管人生問題是平列的關係、抑或縱貫的關係,你就只能用唯一的一種思考模式去思考。如果你只有平列的思考,而它剛好是平列的,你的思考就可能是相應的;但它如果是縱貫的關係,你卻用平列的方法去看它,那就不相應,你就不能夠確實地處理這些問題。
剛才我說人類至少應該擁有這兩種思考模式:“平列的”和“縱貫的”。但一般人往往只具備一種比較簡單的、比較常見的、大家常用的,你猜是“平列的”還是“縱貫的”?(眾答: “平列的”)是的,是“平列的”。因為“平列的”比較簡單,“縱貫的”比較難。所以我們應該培養一種能力,這種能力就是——我既可以平列又可以縱貫。面對著多種的學問或多種的理論,應該用平列式的思考就用平列的,應該用縱貫的就用縱貫的,運用自如。如果沒有建立好這兩種思考模式,只用一般人常用的“平列的”思考模式,遇到縱貫的事件,你就會把高的看成低的,這往往會產生“狗眼看人低”的效果。
以上,我先提出兩種思考模式,因為你如果仔細聽,在我的演講中,隨時都在運用這兩種模式。現在回頭講新儒家,要瞭解“新儒家”,首先要瞭解“儒家”。講到儒家,就先要講到“經典”,你瞭解了“經典”,就比較能夠瞭解“儒家”,乃至“新儒家”。
什麼叫做“經典”,我就想要用四庫全書“經史子集”的觀念來說明。“經史子集”號稱“四庫”,中國圖書的總集稱為“四庫全書”。我們提到“四庫”,要聯想到另外有一個民族的學問,叫做“三藏”,三藏就是“經、律、論”。“經律論”是佛教書籍的分類,“經史子集”四庫是中國書籍的分類。書籍的分類,就代表學問的分類。請大家注意一下,佛教的書籍分成三大類,這三大類都是寶藏,所以叫做“三藏”,這三藏的排列是“經、律、論”;我們中國的學問分成四庫,用四個倉庫把收藏起來,也是四個寶藏,四庫的排列是“經、史、子、集”。我剛才口氣比較強調的是哪一個字?“經”!經都排在第一位。
要知道,這不是偶然的、隨意的“剛好”,而是不謀而合。因為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有學問的人、有理性的人、有智慧的人,所見自然略同。也就是說,這是真理的所在,是人類共同的智慧見解。所有有智慧的人來安排這些書籍,次序大體都是這樣的,“經”一定是在首位。佛教的書籍裡,凡佛所說的記錄,叫做“經”;佛說了以後,或者當下有人聽聞了佛的說法,或者經過了幾十、幾百年,有人讀了記載佛語的書,有自己的心得,並發揮佛理教導眾生,這些人通稱為菩薩,這種菩薩發表他的心得和解說,叫做“論”。佛說為經,菩薩造為論,這種分別是不能亂的。而“律”也是重要的東西,是佛教團體的法律,叫做戒律,戒律的重要性,還在菩薩的論述之上,所以佛典的排序是“經、律、論”。
而中國的典籍這麼多,請問,那一本可以稱為“經”?普通常說四書五經、十三經。什麼叫做“經”?為什麼稱它們為“經”?我們可以簡單地這樣說:凡是跟孔子有關的書叫做“經”。何以如此?剛才說,在印度,佛所說叫做經,在中國,凡是經過孔子的編輯、經過孔子的解釋、或者孔子的手筆,孔子拿來做教材的,這些書,後來都叫經。自孔子以後,依循孔子的經,而作注解、討論、補充的,也就是令經書可以更好流傳的書,叫“傳”。傳,就是轉述、傳述“經義”的書——有的傳轉述得很好,到後來也被尊奉為“經”。所以,本來的經有六種,號稱六經,西朝設經學博士時,《樂》已失傳,只有五經──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儀禮》和《春秋左傳》。其中《左傳》雖然是傳,因為把春秋解得好,當作經看;西漢時,加上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,號稱七經。到了唐朝,講春秋的《谷梁傳》、《公羊傳》,講禮的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,和解經的工具書《爾雅》也成為經,就有十二經。五經加上這四經,就有九經。到了宋朝,也把《孟子》升格為經,總共有十三經。為什麼後來的一些書也被稱為經呢?因為它很貼切於道、很貼近孔子的學問,也就是說,他很貼近聖人的心靈,所以本來是“傳”或“記”,後來也升格為“經”。
再說“子”。什麼叫“子”?我們說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,都稱之為子。“子”就是“先生”,“先生”本義是“年長的人”,這裡指教學的人。教學的人,大體年齡都比學生長些,當然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生命有高度的成就;是高度的思想家、高度的思想者,才能成為有高度的老師,才能流傳後世,才能在歷史上留名,而稱為“諸子”。不是一般曾做過老師的都可以稱為子,如果只要他做過老師教過學生的都可以叫“子”,像我,我也成為子了,是什麼子?(眾答“王子”)對啦,我是“王子”!但你們如果稱我為“王子”,會成為笑話,因為歷史是不承認的,我沒有那麼高的學問啊。所以在歷史上被公認成為一個“子”,也不簡單,都是高度的思想家。
此外,我們一說“諸子”,往往還會接著說“百家”。什麼叫做“家”?家就是一個家族。古時大夫稱家、諸侯稱國,天子稱天下。“家”本是一個家庭,引申為一個家族,是傳宗接代的意思。在貴族政治的制度中,凡是大夫以上,都有封地,其爵祿位可以世襲,父傳子、子傳孫,好像一個“家族”一樣。所謂“諸子百家”,這個“諸子”的“子”,指的是一個個人,而這個“子”所傳授的學問高明,一代傳一代,儼然像一個家族,就稱為“家”了。先秦傳下來的學問,有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等,這個“家”的意思就是一個學問的家族,也就是一門學問的傳統,有許多學問傳統,所以說“百家”。百家是由一個思想者所傳下來,於是百家之學,就稱為“子”學。他們的書,稱為“子書”。
至於“史”,是關於歷史之書;“集”是經子史之外,個人的文集或經過彙編的總集,義理辭章考據都有,但畢竟文學類為多。“經”跟“子”本都屬於思想性的學問,性質是相近的,但為何還要分為兩類呢?剛才講佛所說稱為經、菩薩所造稱為論,經跟論不同。那麼經跟論的不同,請問它是平列的不同,還是上下的不同?(眾答:上下。)是的,就如同憲法跟法律的不同,它是上下的不同。同樣的情況,剛才我們講了諸子百家,諸子可以包含我們所常講到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、韓非子、墨子等等,學問都流傳至於後世。孔子、孟子,我們現在稱為儒家;老子、莊子稱為道家;韓非子我們稱為法家;墨子我們稱為墨家……假如諸子就是很多的思想者,請問“諸子”的意思是橫列的還是縱貫的?(眾答:橫列的)是橫列的。但是,假如依照慣例,《論語》這本書應該叫做《孔子》;因為老子的書叫做《老子》;莊子的書叫做《莊子》;孟子的書叫做《孟子》……我們剛才說諸子是平列的,但是,我們看到後來,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——孔子和孟子兩個人的書可以當成經,而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韓非子》,等永遠是子。
本來,唐朝的皇帝、王公貴族往往信奉道家,因為聽說老子姓李,唐朝的皇帝也姓李——李淵,李世民認祖歸宗。他們非常尊崇道家、虔信道教,所以那時候極力地推崇老、莊之學:《老子》一書被稱為《道德經》,《莊子》一書被稱為《南華真經》。他們升格了。但這種推崇並沒有成功。一般人或許知道《道德經》是《老子》,但《南華真經》是《莊子》就不太有人曉得了。而在正式場合,譬如在學術界、在大學或研究所開課,從來沒有一門課叫做“道德經”或“南華真經”的,只有開的《老子》課、《莊子》課。從古到今,為什麼讀書人要區分經和子的不同?其中就有思考模式的問題。當說“諸子”的時候,孔子、孟子和諸子是平列的,當說“經”、“子”的時候,經和子的關係就是縱貫的了,孔子和孟子就被推上一層,和諸子不平列。請注意這個問題!
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讀書人都有縱貫的頭腦,不管任何朝代,都是以“經”為首要,都是推尊孔孟,至少推尊孔子。就是道家老莊思想發達的魏晉時代,也沒有人敢將老莊放在孔子之上。比如說,《世說新語》記載斐徽問弼說:“夫‘無’者,誠萬物之所資也,然聖人莫肯致言,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﹖”王弼曾經注解《老子》,當然是老子專家,所以斐徽有一次問他:老子所說的“無”,真是萬物的本源,是人生很高的境界。但聖人不肯說“無”,而老子一直說個不停,是為什麼啊?各位,這裡所說的聖人,是指孔子而言,那時,聖人的地位已經很穩固了,即使道家之徒也稱孔子為“聖人”。我們讀過《論語》、讀過《老子》,你或許心中也曾有這個疑問,是啊,無的作用這麼大,境界這麼高,為什麼孔子沒有強調呢?假如你心中不曾有這種疑問,可能你讀書的功力還不夠,沒有體會到那學問“玄遠”的意境。但假如你曾起了這疑問,而後來已經解答了,那我就恭喜你,你真的是一個有智慧的人!我們看王弼怎麼回答,弼曰:“聖人體無,無又不可以訓,故不說也。老子是有者也。故恒言其所不足”王弼不是魏晉時代的名士嗎?他們那個時代不是談三玄嗎?他們特別喜歡談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易經》這三本書,其實就是談境界問題,形而上問題。這個談玄的時代,不是最推崇老子莊子嗎?但有人問:老子一直講,孔子並沒有常講,是什麼原因?王弼回答說:“無”是最高境界沒錯,但“聖人體無”,孔子是整個生命在“無”裡面,他體貼了“無”,從自己的生命中表現出“無”;但“無又不可以訓”,無是不能講的,無是要做出來的,不是拿來嘴巴說的,而且無既然是超越的境界,也不能用語言表達,所以聖人不講;“老子是有者也”,老子的境界還沒有到“無”,老子還在“有”裡面,“故恒言其所不足”,所以他天天講,天天講就代表他不夠,不夠才要拼命講。縱使是魏晉時代這麼推崇道家的時代,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,都還知道儒家跟道家不同,他們的不同不是“並列”的不同,而是“上下”的不同。到了宋明理學,那就更不用說了,──宋明理學繼承儒家的精神而表現,西方人為了研究方便,為宋明儒取了個名字,叫做“新儒家”。宋明理學家號稱“新儒家”的意思,是它有“新”意,它不同於先秦儒家,因為它吸收了佛教以及道教,他受過佛家跟道家的刺激,有一些新的發展。本質還是儒家,而有新的發展,所以叫新儒家,新儒家當然還是儒家。既然是儒家,那推崇儒家,乃至貶低道家,他們看儒家與諸子百家的學問,是上下地看,就更不用說了。
中國幾千年來,每一個讀書人都有非常清楚的認識,一方面知道諸子百家,一方面知道諸子百家有層次。這是一種智慧,是一種很可貴的“辨別力”,它維持住人間的“價值感”。這種能力,大概到中華民國的開國,就消失了。從五四以來,我們中華民族的子孫,喪失了這一種智慧,也就喪失了這一種分辨的能力。有些人說:“我喜歡老子!”你可以喜歡老子,但是他說:“我覺得老子比孔子偉大!”我就可以判斷你的智慧並不高!你不服氣,我雖然不能說服你,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說服你:你認為你很聰明、你認為你很有學問、你能言善道、你有批判精神、你不受古人欺騙……那我就問你:“兩千多年來的這些讀書人,哪一個人聰明不如你?哪一個人學問不如你?哪一個人能言善道不如你?哪一個人懷疑批判精神不如你?”你不要認為你自己聰明、不要認為現在是現代化就可以隨便亂說。學問有沒有,只有有學問的人能夠看出來,你不可以騙人的,騙人就是騙自己!只有從五四以來的中國人才會那麼愚昧,愚昧到現在!所以,假如有人提到儒家,你沒有振奮起來,你就是一個沒智慧的人,因為你就不懂什麼叫儒家嘛!就好像你信佛,提到釋迦牟尼,你沒有精神一振,那你信什麼佛教?所以,我們先分清楚經史子集的地位,用這個來對照,讓我們先瞭解儒家地位的特殊:只有儒家的智慧,或是,只有完滿的儒家智慧的人,才可以稱為聖人,其他人不足以稱為聖人!所以“聖人”這一個名號,不是隨便說的,也不是容易得到的,不是誰給了就有的,孔子不敢說自己是聖人,他一直表示:“若聖與仁,則吾豈敢。”所以,聖人不居聖,不自居為聖人,如此才能稱聖人。
瞭解“經”的意義、瞭解“聖人”的意義,那麼我們再來講,什麼叫儒家呢?我們說諸子百家,儒家固然是家,因為他一直在傳授,其他家也一直在傳授,像道家也有傳授,但有些家就傳得七零八落。只有某些家才傳得久遠,久的意思是時間上很久,遠的意思是空間上很廣,叫做“久遠”。一門學問成個家,本就不容易,而這個家要能夠流傳久遠,更不容易。傳個一代兩代或許還可以,但經過幾百年,甚至幾千年,誰還去管它呢?智慧與學問能夠流傳,不是靠哪一個人的力量,不是靠任何政治、經濟的力量,而是靠一種特別的力量——人性。有人對人性的瞭解越深、領悟得越透澈,就能夠解答人生越內在越核心的問題,這樣就越能夠感動人!為什麼?因為只要是人,一定有這樣的人性,有這類的問題要解決。所以,能夠深切地見到人性之本然;而能夠開發人性之本然,或者我們這樣說,能夠深切地看到人性之苦惱,而能夠指引人生走出迷茫的道路,它就可以流傳越久遠。這樣,它教導了許多的人、影響了長久的時代,這種學問就成為一種“教”。影響深遠、廣大,這種“教”便可叫作“大教”。縱使有起伏——有些時代,人心淳厚人才鼎盛,大教便弘揚得大;有些時代,智慧低落,人心渙散,不能瞭解大教的深度意義,雖然本是大教,也似乎沒落了——雖然有這樣的起伏,但是它永不斷絕,歷久彌新,這樣子的大教,就是永恆的教。所以一個教之流傳,不是靠有人傳教。佛教的流傳,最主要的不是靠和尚;儒教的流傳——我們方便叫儒教,此教不是宗教的教,是教化的教——儒教的流傳最主要的也不是靠一些秀才、儒者;基督教流傳也不一定要靠牧師,基督教流傳靠誰?靠基督本人的生命!靠他的教化、他的登山寶訓。他碰觸到人類最深層的一種罪惡——原罪,它能夠解除你的罪惡,只要你順服、只要你祈禱,這樣就給人很大的安慰。一般人都是很需要安慰的,只要你需要安慰,他就對你有效!所以,只要人類不能免於被安慰、人類不能免於恐懼,基督教一定流傳;只要你不能免於苦惱,佛教一定流傳;只要你有良心在,儒家一定流傳。
這種流傳,既然是出自人性的本然,所以我們如果看到有這教流傳廣大久遠,就要注意了!注意它為什麼會這樣。當你去瞭解它的時候,你就很可能因此而悟入自己的心性,所以,一個人想要覺醒自己、開發自己,最好的途徑是用這些經教開發自己,因為它是人性的表露。以智慧來讀書的人,可以由此深入到人性的深處、體會到人性的本然。這個本然,借用佛家的話講──來自于諸佛,而諸佛同一佛。而且真俗不二,諸佛是覺者,覺什麼呢?覺人性,諸佛的心靈往上講,通于廣大高遠的境界,往下講,通於任何人的心性,所謂眾生皆有佛性,如果有人不如此自信,不如此覺悟,就代表他辜負自己的生命!所以,這個教導對眾生都有效,於是它就流傳久遠。這是所有大教之所以為大的特色,儒家之教,更是如此,孔子說: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一個人要成為一個仁者,他必須實踐,憑什麼實踐?是憑被老師教導、被父母要求嗎?儒家說:“不是!”是憑著你內心的深度願望!仁在哪裡?在每一個人的心裡!仁在你心裡的什麼地方?很深的地方。既然那麼深,我怎麼能夠知道呢?孔子說,雖然很深,但是,你想要的時候,它就來了。為什麼想要的時候它就來了呢?因為它本來就在那裡啊!否則,怎麼可能一要就來呢?孟子講得更清楚,孟子提出了“本心”和“良知”的觀念,這個心就是你的本心,這個知就是你的良知。良者,善也,也可以解釋成長也、深也,如長久,說成良久,深夜說成良夜。良知是知善的知,是永遠知道、隨時知道的知。因為那是永遠的隨時可以自己省覺的知。假如你說:“我沒有那種知!”那是你自己對不起自己。所以一個人想要開發他內在生命的品質,想要成為一個活得有價值有意義的人,他接觸到這種學問的時候,立刻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:“這是我自己的生命,不是聖人的生命,於是聖人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!”陸象山說:“東海有聖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西海有聖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,有聖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。”這樣的心同理同,並不是只有聖人才如此,當年陸象山兄弟和朱熹鵝湖之會時,象山的兄長陸九齡作詩說:“孩提知愛長知欽,古聖相傳只此心。”說良知是聖聖相傳的心法,但陸象山以為這樣說還不穩妥,於是自己作詩說:“墟墓興哀宗廟欽,斯人千古不磨心。”意思是這樣隨時感應的良知,是從古以來任何人都有的,未曾有一點消磨。所以,只要你體貼到,原來不只是作《易經》的人可以自強不息,如果你體會到自己的真生命,便會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來是活潑的,原來是嚮往于光明的,也就會有所謂“天行健,君子自強不息”的生命力;不只孔子中的生命是一片悅樂,如果你體會到自己的真生命,你也會“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”,你跟朋友來往,也會“不亦樂乎!”而任何待人處事,都視為自己份內的事,你也會“人不知而不慍”。你將體會到自己原來就是個君子!
當你做到這個地步的時候,你整個生命是開展的,這叫作“君子坦蕩蕩”,這時候是愉快的。孔子用三個詞語來表現:一個是“悅”、一個是“樂”、一個是“不慍”。“不慍”就是沒有鬱悶,連鬱悶都沒有,當然也就不會什麼憂愁了。現在很多年輕人得所謂的“憂鬱症”,那不是生命原來的樣子啊,他生命沒長進,他辜負了自己,真是活該啊!當然這也是我們教育所要努力的——要把人性指點出來,把人性啟發出來。但如何啟發呢?孔子說“不憤不啟、不悱不發“──原來一個人心靈的本質是可以憤悱的,只要我們不破壞它,它是會要求上進的,而聖人只不過是來點醒一下,讓那生命的力量能如實地迸發出來。
如果能夠這樣瞭解自己的生命,你就知道為什麼聖人之教會流傳那麼久遠、為什麼儒家的教導被稱為經典了。其他的諸子、其他的百家,它對人性的瞭解沒有這麼深刻,它對人的問題,沒有解決得這麼徹底……你說法家吧!法家對人性有多少瞭解?它解決人生什麼問題?它當然有用,但是它這個用是沒有根的、沒有源頭的,它只有在社會上、在現實的社會上用。它不能夠讓一個人,跟自己的生命直接照面,它沒有生命內在本質的發揮,百姓只是耕戰的工具,有如螞蟻的存在,所以最後不能安定人心,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。墨家也做不到這點,所以孟子要批評墨家。有人說,孟子批評墨家,批評得太嚴格了,這是你沒有孟子的智慧。所以我們讀書要小心,不要隨便發議論。有些時候,古人傳下來的議論是定論。你不要說,“為什麼我要聽古人的?他們有他們的定論,我們現在有現在的看法……”你不可以隨便有看法的!因為,只要那個定論是從人性出發的,只要你是人,你也應該這樣看。它就不是主觀的意見,而是客觀的定論,那種客觀的定論,是永遠的定。所以,不是有一批人故意要推崇孟子,然後把孟子捧上天、替孟子打圓場。我們不要這樣輕看古人!
從此我們可以順便討論一個學術史的問題:有人以為,因為漢武帝時,董仲舒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,漢武帝採取董仲舒的建議,把百家罷黜了,讓儒家唯我獨尊。自從那個時候開始,中國讀書人就信奉了儒家、以儒家為標準、中了儒家的毒……你不要那麼小氣──如果用罵人的話說:你不要那麼“狗眼看人低”。為什麼董仲舒要那樣做?董仲舒也是個大學者啊,他的所作所為,或許不是我們可以隨便批評的。進一步說,難道就像一般人所道聼塗説的,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採取“政治手段”打倒百家?把百家“掃地出門”?不是的!所謂的“罷黜百家”是“不立百家博士”,就是朝廷裡不供給百家的研究費,等於我們的中央研究院沒有百家的研究機構,而只設儒家的研究機構。並不是把百家的書都燒了,也不是把研究百家的人都抓起來,只是政府不提倡罷了。民眾還是可以學習啊,政府並不禁止,但是政府不提倡,只是這個意思。為什麼政府不提倡?我們要想一想,是因為政府只提倡儒家,所以儒家才這樣風光?還是本來儒家就值得提倡?這個因果關係要先弄清楚才好。
此外,我們可以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議題,說,儒家縱使被獨尊了,它也不會排斥百家。剛才我們說,假如我們認識到儒家的特質,會知道儒家為什麼會流傳廣大,我們應該從它對於人性的開發這一點來思考,如果儒家對人性確實有根源的認識、根源的提醒,你就不要去怪古人為什麼要把孔子尊崇為聖人,把儒家的書尊為經典了。如果我們瞭解了所謂聖人之道,就不會只盯著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現象去議論了。我們可以這樣說,“儒家”這一家的特色是:它沒有自己的家。諸子百家都有它的家,儒家沒有家。沒有家不是什麼都不是,成為遊魂,反而它什麼都是!它以天地為家、以人性為家。天地之道在哪裡,儒家就寄託在哪裡;人類的本性在哪裡,儒家就寄託在那裡。所以道家好把握、道家好瞭解,因為道家就講他那一套,墨家好瞭解、陰陽家好瞭解、法家也好瞭解,其他家都好瞭解,因為他們各有固定的一套……只有儒家不好瞭解,因為儒家沒有一套,所以叫作“中庸”——因時置宜、因地置宜。儒家是完滿的,內聖外王全部都在。而全部都在也不是混亂的、氾濫的,它有一個根源,根源在哪裡?根源於人性。所以它有本有源,本可以長出各方的枝葉,源可以分成各支的流派。儒家既是整全的學問,則儒家可以涵蓋世間百家的學問。我常用一句話來說儒家的心量:凡是天下有理性的學問都是我要尊重的;凡是人性所必須擁有的價值都是我要追求的,只不過有本有末、有內有外、有輕有重,所謂“物有本末,事有終始,知所先後,則近道矣。”百家各有其理,各有其用,為什麼要排斥呢?
於是,我們可以這樣說:原來天下只有一家,叫做“儒家”。而儒家的學問包含百家,任何一家只要你有一技之長、你開發了某一面向某一層次的人性,儒家都給予承認──在它的範圍內給予承認,但是不容許氾濫而超出它應有的範圍──所謂“某一面向”,是橫列的問題。問:它在東邊還是西邊?;所謂“某一層次”,是高度的問題,問它發展的高不高。不論是東是西,是高是下,都各有其理,既然各有其理,都各有其用。做為一個儒者,對所有學問理當一五一十地對之恰當地認識、給予恰當的安排,讓天下所有學問都各安其位、各正其性、各得其所,這樣子的心量就是儒家的心量。孔子說:“知之為知之,不知為不知。”又說: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”不固執、沒有成見,該怎麼看就怎麼看。這是了不起的生命!
現代人喜歡說多元,但多元不只是橫列的,有時候可以是縱貫的,當縱貫看的時候,那最高的位次,就涵蓋了籠罩了較低位元次的內容,所以這裡就有“一元”的出現。而這個一元,包含了多元。一般只知道有橫列的多元,往往不知道縱貫的一元,更很難知道一元是涵蓋多元的。儒家就是有一、有多,一多兼備的學問。“一”在裡面,“多”在外面;或,“一”在上層,“多”在下層。假如我們能夠用這種方式來思考人類的學問,你便有大心量,就代表你有儒家的精神。而假如你沒有這種思考,沒有這種心量,就代表你對自己的生命沒有負起責任,你的心量不夠大。心量狹小的人叫做小人,“小人”不一定是指做壞事的人,而是心量不能打開的人。請問我們要做一個君子還是做一個小人呢?(眾答:君子)好,要做一個君子。做君子,就要打開心量。先秦的孔子、孟子再加上荀子,他們都有這種心量,“內聖外王”這是最簡單的講法。而儒家這種內聖外王,剛才講過,內聖是內斂的理想,外王就是將那展開在整個現實世界中,內外都是無窮無盡的,尤其外王的學問和事業是要隨著時代而變的,有人說先秦的時候,世界並沒有那麼複雜,現在時代不同了,所以儒家已經過時了。這種說法,又是從表面上來看學問了,他沒有從根源上來看學問!所謂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,儒家有一個從心性而發的、對內在光明的自我體證、嚮往,有這種態度、這種人生的理想,這一個人的生命就是活潑——程明道所謂“鳶飛戾天,魚躍於淵……活潑潑地”,這個活潑的生命可以面對所有的問題──在所有的時代,而有新的處理模式。這一顆光明的心永遠在。現實的事情一定是多變的,而道理是可以不變的,廣大光明的心是可以不變的。有些人說讀兩千多年前的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有什麼用?這種人是不會讀書的,他把書讀死了,他只認得表面上的意思,執著在那事件上,古人叫做“死於句下”。事情過了,道理不一定過,人性是一樣的,只是事情不一樣,而所有的人間事都是人性的表現,所有多元的學問都是人性一元的表現。老實說,人間只有一門學問。
所以,不管先秦儒家講了多少內容,留下來多少書,他只要把這個本源點明給我們,他就足以成為大教——廣大而永遠的教。在中國歷史發展中,漢朝時傳進佛教,到了魏晉南北朝,佛教漸漸興盛……為什麼佛教會在中國興盛?這不只是歷史的偶然事實而已,我們必須探討到人性的理由,甚麼意思?印度的學問傳到中國,這個學問是有價值的、合乎理性的,它是真理。而這一方面的真理,中國以前的人並沒有講,“非聖人之道”,請問中國人要怎麼辦?你如果是當時的讀書人,你該怎麼辦?告訴各位,面對這個問題,很簡單!《論語》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就教導我們了!所以,人生只要把《論語》第一章第一句話讀好,就永遠沒問題!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,知道《論語》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話,這個國家民族也沒問題!因為它是永遠的開放、永遠的創新。什麼是“學而時習之”?學,學甚麼?凡是人類理性的成就,都要學!所以孔子沒有說:“你只能學我、你只能拜我為師……”孔子從不講這個話!孔子說:“見賢思齊。”孔子說:“三人行必有我師。”學習而自我開擴自我長進,是我們人類自己內在本性之所要求的,這內在的本性有無限的潛能,有無限的光輝,一個人要日新又新地長進,才能滿足自己,才有悅樂可言。凡是接受儒家教導的人都好學,而這好學,不是隨便學,是學道理,有道理才學,沒道理不必學,甚至要轉換。
而佛教有沒有道理?我們中國人認為有道理,雖然他的道理跟我們儒家不一樣,但是他有道理,我就要學。所以許多中國讀書人去學佛教、甚至對佛教有很精深的了悟,開宗做祖。反過來說,真正的對佛教有深度了悟的人,從來不批評儒家。近代以來,有一些和尚肆意批評孔子,那是他們對不起自己的祖師、對不起釋迦牟尼佛,對不起諸佛菩薩。佛菩薩不會這個樣子!所以有些人說:“一切和尚都是釋迦的罪人。”大家不要以為我在罵和尚,因為也可以這樣說:“一切神父牧師都是耶穌的罪人”,“一切秀才都是孔子的罪人”。因為他們不瞭解他們教主的心量和智慧的廣大深遠,他們把自己的教講得小裡小氣了,他們以為把別的教貶低了打倒了,就是在弘揚自已的教。其實,剛好相反,他那樣做,首先違反了人性,他還能代表智慧、還能傳播智慧嗎?我看只是擾亂世間,成個罪人而已!所以,當時的中國學者,從小首先讀儒家的書,後來兼讀道家的書,再後來有機會又讀佛家的書,經過了五六百年,終於把佛教吸收進來。中國的學問本來是儒家為主、道家為輔,諸子百家在週邊,現在再加中國讀書人並沒有把佛家擺在週邊,而是把它擺在核心,跟儒家道家並列為“儒釋道三家”,所以一提到中國文化,便是以儒釋道為主流,佛家的地位還在道家之上。自己民族的諸子百家,不在主流之內,而外來的佛學卻在內,這是什麼意思?這代表中華民族的理性,中華民族的大方,由於中華民族有這樣的心量和氣度,使他成為一個大的民族。所以,中國古人為我們打下這個江山,他們用心靈的力量永遠護佑著這個民族的子孫!現代的一些知識份子知道這種道理嗎?我們有像古人這樣的本事嗎?我們面對古人,還能批評什麼呢?還在抱怨什麼呢?從此我們要認清中華民族的生命力,這個生命力是誰給的?不是老子莊子給的,是孔子孟子給的!光這一點我們就要敬佩聖人,因為再也沒有一個人教我們要這樣學習,沒有一個人教我們要這樣開拓生命的。因為人的本性就是要這樣開拓,不這樣開拓,就是對不起自己,對不起祖先、對不起民族、對不起天地。
吸收了佛教,從此,中國文化就更加豐富,並且提醒了中國儒者,使他們也用心來建構儒家的心性論和形而上學。先秦儒家當然有心性論,有形而上學,但是並沒有多講,因為儒家重實踐,人生實踐的主題不在那裡;道家一開口就講形而上學,老子的書,一開頭就是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這就是形而上的興趣;而儒家一開頭是什麼?“學而時習之”,老掉牙了。接下來,怎麼改過遷善,這似乎是幼稚園的教導……不過,孔子說“下學而上達”,古人的批註是:“下學”學人事;“上達”達天德啊。所以,不要小看儒家、不要認為儒家只是粗茶淡飯。下學而上達,其實,工夫做到極處,“下學”即是“上達”,粗茶淡飯就是天道。但是,畢竟在文獻上篇幅並不多,也沒有系統的理論,相對來說,佛家的心性論和形而上學,更是連篇累牘說了很多,而且有相當完整的體系。原始的儒家有沒有這一套呢?只要讀讀經典,便可發現,當然有啊,譬如孔子說:“知我者,其天乎!”孟子說:“盡其心者、知其性也;知其性,則知天矣。”《易傳》說“一陰一陽之謂道,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”,又說“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乃統天……至哉坤元,萬物資生,乃順承天”。《中庸》表示得更清楚,說“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,修道之謂教”,又說“自誠明,謂之性,自明誠,謂之教,誠則明矣,明則誠矣。”等等。中國古人有心性和形而上的體會和論述啊!為什麼說沒有?只是篇幅不多,不成嚴整的體系,但吉光片羽,便足以顯露其洞見,後人可以由此確立其特性,依循這個思路,進而窺探其內涵,也不難講出一整套。這一整套,在文句表達上,或許是古人所未有,但其義理乃是古人所涵攝,多說少說,沒有本質性的差異。有人看到宋明儒多討論了心性,多講了形而上的話,就說什麼陽儒陰釋,表面上是儒家,骨子裡是佛家。這些人啊,或許讀書讀不通,或許不曾讀書,道聼塗説,跟著亂講。為什麼講無為,講玄妙,就是道家?講圓滿、講圓融,就是佛家?難道儒家境界就只能卑下嗎?尚書說“無有作好”、“無有作惡”,孔子“無意、無必、無固、無我”,這不是無為的工夫嗎?孟子說:“可欲之謂善,有諸己之謂信,充實之謂美,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,大而化之之謂聖,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”大而化,聖而神,神而不可知,當然是“無”的境界,也可以說是“空”的境界啊!。《易傳》說“夫大人者,與天地合其德,與日月合其明,與四時合其序,與鬼神合其吉凶”,孟子說:“上下與天地同流”,為什麼儒家以其道德的學說,就不能說真俗不二,不能說圓滿圓融呢?所以,不是什麼陽儒而陰釋,儒家就是儒家!要從內容上來看,不是從形式上看。從本質上看,是看它的根據,看它的路數,而不是看他講了多少話,甚至也不是看他用了哪些概念。若從形式上看,形式是“共法”,大家都可以用的。譬如講“真俗不二”,凡是超越與現實兩面俱備,都可以算是真俗不二,只不過,真與俗的內容意義不一樣罷了。宋明儒者從一開始講的心性,就是道德的心性,講到兩界不二的境界,依然還是道德的境界。那些說宋明儒是陽儒陰釋的人,就是以形式來看學問而沒有以內容來看學問。請問,看一門學問是要著重它的形式、還是看它的內容?假如我們知道了,我們就不會這樣糊塗,就不會再說宋明儒是陽儒陰釋了。宋明儒者,是繼承先秦儒家繼續地往前發展,發展出心性論和形而上學,讓儒家的成德之教,坦然明白,確然不拔,後世有所遵循,不致異化,這是很大的成就!
順著儒家的見解,從本到末,立基於人性,而到達高明完滿的地步。這樣就可以是一個教,而且是一個大教。有的“教”是以宗教方式表現,像基督教就完全以宗教方式表現;佛教,有的宗派以宗教方式表現,有的宗派不以宗教方式表現;道家跟儒家縱使也有超越意識和宗教情懷,但卻不以宗教的形態表現。我們千萬不要認為只有以宗教表現的才有教化功能,或說才是真正的高明,你千萬不要這樣看,有些時候反而要倒過來看:不以宗教形式表現的,才是了無遺憾,才是真的大教。從這個觀點,我們就可以更加認識儒家的特質。儒家的特質就是完全的理性,根於內在。從本心開出去,涵攝所有理性的成就,面對現實所有的問題,給予恰當的安排和解決。於是儒家就是一個永恆的學問、不死的學問。縱使有時隱晦了,但人生不死,儒家是隨時要復興的!
在我們所處的當代——“當代”大約從民國初年開始,直到目前——當代我們又面對很大的人生問題,這個問題是甚麼呢?——中西文化,中國文化跟西洋學問衝突的問題。近一百年來我們遇到西方文化,西方文化跟中國文化一樣不一樣?(眾答:不一樣),但是我們要馬上再問:這個不一樣的文化,有沒有價值?有。不過很少人去問“有多少價值”,因為這是比較深、比較難的問題。現在我們先不討論這一層問題,我們先問:“有沒有價值?”有,有價值。而只請問我們如何面對一個有價值的學問?你說怎麼辦?(有人回答:學習)不錯!古人已經替我們做了一個典範,這個典範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難得的典範!很少民族能夠像中華民族這樣把另外一個民族的高度智慧吸收進來,而且吸收得非常深廣——廣度很廣、深度很深——印度人有佛經,讀佛經中國人翻譯了佛經,也讀佛經,印度人可以修證悟道,中國人也可以修證悟道;乃至於印度人不信佛教了,中國人還一直信,信到現在兩千多年。不為別的,就因為佛教是智慧,既然是智慧,那就不只是印度人私有的,乃是全人類的共有的,偉大的中華民族啊!我們是這樣愛惜人類的智慧!
很不幸的是,在當代,我們遇到另一支有價值的學問,至於它是不是可以稱為智慧,我們先不管,至少是有價值的。對有價值學問應當怎麼辦?剛才說了,效法古人“學而時習之”—學!請問怎麼學?古人怎麼學佛教的?從根本處學起,從心性學起。佛教大講心性,而中國古人,不管是儒家、道家,也都講心性,所以很方便的地心性學起。西方的學問,他們的心性在一神教,不過,一神教重點在啟示和祈禱,不在心性,其心性講得當然不夠透徹,不是我們學習的重點所在。西方學問的長處,不是他們的宗教,乃在於科學與民主。那麼一個有智慧的中國人,應該怎麼學西方那一套學問呢?其實,學問是有本末的,我們應該從人性的根源上來看學問,看看西方學問是根於人性的哪一層次哪一面向,然後反問我們自己有沒有這一層次這一面向的根源?這是不言而喻的,人性同然,不管西方的學問是立根於人性的哪一層次哪一面向,中國人也一定有。因為西方人是人,我們也是人,因此我們不必緊張、害怕、恐懼,更不必眼紅崇拜,我們應該知道那些學問都出於“人性”。如果一個民族從來沒有從這一層次這一面向去開發人性,並不代表他們沒有這一方面的能力。但是,近百年來的中國人並沒有這樣想,尤其自從五四以來,被西方文化沖昏了頭了,五四那輩名流的思考是:第一點:西方文化有價值。這一點我們都承認,沒有人說西方文化沒價值,民主科學有價值、有很高的價值。第二點:有價值的學問我們應該學。這一點,我們也承認,對有價值的學問,應當學。但是,第三點:西方文化跟中國文化是不同的,凡是不同的學問一定是衝突的、,一定是水火不容的,一定要你死我活的。既然西方學問是有價值的,而且有很高價值的,我們要學西方文化,那就一定要打倒中國文化才能夠學!這是他們的結論。而既然打倒了自己的文化,讓整個民族心靈倒退到粗俗鄙陋的境地,又有什麼能耐去見識其他民族的內在世界?又怎麼可能從人性的根本處去學習其他民族的學問?於是,中國即使學習,只重外表,只佔便宜,一百年了,也只變成一個移植仿冒的國家。把自己打倒了,別人的也學不成,豈不是“邯鄲學步”?既沒有學到新步,又失了故步,只好用爬的了。各位,孔子是這樣教我們的嗎?不是!孟子是這樣教我們的嗎?不是!甚至老子莊子也沒有這樣教我們,釋迦牟尼佛也沒有這樣教我們!而中華民族居然出了不肖子孫,怎麼會笨到這個地步?
中國人喪失了立體的思考能力,喪失了君子學而時習之、見賢思齊的風範。自從五四以後,中國人中了一種毒——很惡毒的心靈之毒,這一種毒就是:“打倒”兩個字。現在我們回看一下五四時代的文章,滿篇的“打倒、打倒”,所以中華民族就不再是一個安祥的民族了,開始內鬥,鬥得不亦樂乎。首先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國文化,再用現代打倒傳統,然後用白話文打倒文言文……這樣打倒打倒的結果,讓中國人養成一種習慣:凡是跟我見解不同的,我都要打倒,我才能夠存在。我曾追究這種惡毒的起因,原來是受了達爾文物種進化論——物競天則、適者生存的影響。是胡適之把它用在民族、文化上,而我們國家民族採用了他的思想,教育一百年來的中國子孫。於是造就了中國這一百年的命運。我們可以從一件事情看出胡適對於這種理論尊崇的程度。胡適之的父親原來是個秀才,胡適出生時,給他取了一個好名字:胡洪騂—洪水的“洪”,洪者,大也,他的音通於紅色的“紅”;騂就是《論語》裡面“犂牛之子,騂且角,雖欲勿用,山川豈舍諸?”的「騂」。孔子跟仲弓說:“你就像一頭犂牛——犂牛是一種黑毛的牛。如果生的小牛,竟然毛是紅色的,這種紅色毛的牛叫“騂”,而且如果這騂的兩角又長得很端正,那這只牛是很稀有尊貴的,只有這一種牛才可以用來祭山川、祭天地,山川天地之神都會喜歡它。意思也就是說:一個有德有才者,一定會被重用!胡適之的父親是秀才,當然有學問,就把他孩子叫胡洪騂,這個名字有學問吧!
胡適之不知道長大到甚麼時候,改名為”適“。這一改名,註定了中國百年的命運。整個胡適時代——從胡適出頭的民國二三十年代,直到如今,整個中國可以說是“胡適時代”,就是一個“打倒”的時代,打倒來、打倒去,把文化都打倒啦!首先用西方打倒中方,打倒自己民族的自信;第二用現代打倒傳統,使中國的傳統完全斷絕;第三更狠毒,用白話文教育打倒文言文教育,讓一個處在語文教育關鍵期的孩子只能學白話文,使他一輩子都不能讀文言文。一個中國人不能讀文言文,就等於不能讀中國書,不能讀中國書,談何瞭解繼承發揚中國文化?所以中國文化就被連根拔起了,這才是真的打倒了。“澈底打倒中國文化”是胡適以及同時的名流發起文化運動的主要目的。他們知道一時間不能夠把中國文化完全消滅,但是,如果由政府的教育政策,暗中讓一個孩子、讓全民族的子孫永遠不能讀他祖先的書,久而久之必定把這一個文化澈底消滅!經過將近一百年的國家教育——我們的國民果真都不能讀經史子集啦!不能讀經史子集就代表你不可能瞭解中國文化、不可能瞭解中國人的智慧!現在大部份中國人所瞭解的中國文化是怎麼來的?聽人家說的!聽誰說的?聽五四時代以後的人說的,這還得了嗎!要毀滅一個民族,很重要的方式就是——讓他們離開他們的祖先。要離開祖先最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讓他們不會讀祖先的書、不瞭解祖先的智慧。各位,我們今天推廣讀經就是為了這件事啊,它的意義深重啊!
中國近百年來的浩劫厄運,其根源就在“打倒”這兩個字。政治是這個黨打倒那個党,學術界常有相互詈罵之聲,各行業中為利惡鬥,網路上一片潑婦駡街的髒話,更不用說了。各位,如果你是一個讀書人、一個知識份子,如果你自願做一個好國民,你想端正你的心靈,應該從那種變態的心理爭脫出來,不被這一種浮薄的風氣所影響。但是,請問哪一個人可以脫離這一種時代風氣?你憑甚麼脫離?假如沒有從心性的根源去找、找到生命的源頭,怎麼清除這種時代的毒素呢?所以,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學派,這個學派滿懷中華文化的真情,面對時代的憂患,奮力抵擋時代的風氣,備受打擊而屹立不搖,這個學派叫做“新儒家學派”。
在這個時候還提儒家,笑掉那些“新進”人士的大牙了,大家都不提儒家啦!提儒家就是保守,提儒家就是封建,提儒家就是迂腐!只有新儒家這一門,他敢站立出來,說:我就是儒家。儒家還沒有死,儒家從來不死;儒家只是隱藏,儒家不會消亡,這樣就活給你看!這叫做新儒家、當代新儒家!當代的新儒家秉承著儒家一貫的精神——理性的精神,凡是有理性處,就是誠心尊重處。哪裡有文化,就是埋首學習處。自古中國人發揮了相當高度的理性、印度人發揮了相當高度的理性,而印度的高度成就在佛教,佛教已經被中國所吸收。所以,整個東方文化,都彙聚在中國,所謂儒釋道三家。人性是很難完全開發的,一個民族能夠開發一點點,已經了不起,何況中國古人把東方的兩大文化融匯貫通了,還傳給附近的民族,形成所謂的“東方文化圈”,其實就是“中國文化圈”,其實也就是“儒家文化圈”。現在我們又遇到了西方文化,本來這是中國人的機會,我們可以秉承古人的方式,將西方文化吸收進來,消化它融會它貫通它。怎麼可能吸收消化?因為我們確定西方文化也是根於人性的,假如不根於人性就不值得吸收;既然根於人性,它就根於我們自己中國的人性,我們並不需要打倒自己以後才能吸收西方。所以我發明了另一個觀念,叫“全盤化西”。能夠這樣立志的人,就是儒家之徒,就是當代新儒家之徒。當代新儒家既然有此大理想,則應面對大現實,而有其所願完成的大事業。
牟宗三先生曾舉出當代新儒家有三大志業,可以作為我們考查當代新儒家的標誌。有此志業,即是當代新儒家,無此志業,即非當代新儒家:
第一大志業,是所謂“道統的繼承”。道統是指剛講的“儒釋道”三家的傳統,尤其是以儒家傳統為主,兼備兩家。三家傳統皆根源于天理人性,故謂之“道”,而因為根源於人性,所以可以流傳久遠,叫做“統”。一個人想要成為儒家之徒,想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,首先請你繼承這個道統。這個道統並不是任何私人的造作,這些是通於天地宇宙之理的,但現代的中國人能不能體貼繼承,就要看每一個人自己努力了!關於道統的體貼和繼承,讀經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徑,因為一切智慧都記載在經典中,從經典中我們可以方便地領悟道統之所在。百年來,道統的失落,而且越離越遠,這跟讀經風氣的斷喪有直接的關係,所以我認為繼承道統的基礎工作就是及早恢復讀經的風氣。
繼承道統之外,我們剛剛說的,所謂儒家是永遠開發的生命,當代新儒家有當代所要面對的問題、所要解決的問題,所以,面對西方文化,又開出兩大志業:
新儒家的第二大志業,是“學統的開出”。“學”專指知識型的學問而言,從邏輯數學開發出來的物理化學等學問——所謂的自然科學,以及用思辨的方式構造系統的方法,這是西方文化的特長。“學統的開出”。其中“開出”這一辭語,有些奇特。剛才說繼承,大家很容易瞭解,這個“開出”,就不容易瞭解。牟先生在這裡用了佛教“一心開二門”的觀念,而說“開出學統”。因為真俗兩門,都是一個佛心所開展,類比於此,認為中西文化,也都是同一理性所開展。所以中國人繼承自己的文化傳統,是順當的,而吸收西方文化,不是硬著頭皮改造自己成個西方人,也不只是照搬移植仿冒式的學習,乃是可以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生根。西方人從邏輯數學表現出文化成就,而是中國人也有邏輯數學的本性。既然我們有,我們就可以開出像西方文化一樣的科學!科學是沒有國界的,因為理性沒有國界。所以新儒家面對西方,不像五四那批人的心懷恐懼,新儒家知道我們可以有科學,而且中國要達到目前世界科學的水準,學習科學比起西方發明科學是更容易的;因為他們發明了,我們來學就快了。自從民國初年以來,我們全國的教育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和力氣來學西方的科學,為什麼我們花那麼多的力氣、學了這麼久還有沒學成呢?因為我們只學到仿冒,而沒有學到真正的科學精神。現實的科學成就是從科學精神來的,科學精神是從人性而來的,所以,如果中國人不從科學精神學起,只學到科學成就,便永遠不能成為科學國家。按照新儒家的理想,從人性出發,科學就有根,有根的學問就能發展,乃至於能夠超越。所以,不遵從、不用新儒家的精神來發揚科學,中華民族只能永遠跟著西方後面跑。我們的孩子太辛苦了,大部份的辛苦都來自於學科學!五四時代教我們要全盤西化,最應西化的是科學,是科學教育,為什麼不學學西方的科學教育呢?西方人學科學是從遊戲開始的,而且對科學課程的心態很健康,一個孩子科學成績好不好,是沒多大關係的,這樣培養了國民敢於思考喜好思考的習慣,他們就可以成為科學先進國家!我們把科學教育看得太嚴重了。科學學得好,父母老師很高興;學不好,很生氣。而我們考核“科學學得好”的標準是什麼?考試成績好!其實大家都知道,考試成績好並不代表有研究精神。我們的科學教育,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走向正途。
我們的科學教育跟西方不同,西方人是引導學生思考:思考得好,很好;思考還不好,以後再學,這樣保護思考興趣。我們中國人的科學教育不是教學生思考,而是叫學生做題目,而且超前學習,學不會就要被壓迫!於是大家都不敢思考了!這樣,中國永遠不能成為科學國家,因為不通人性!科學只好移植,移植的科學永遠沒有根!所以新儒家提倡:學統的開出。當然,不只是科學,包括哲學系統,因為西方的哲學也是用邏輯來發明、來建構的,這對於邏輯的訓練是很有意義的,所以我們也應該學學西方的哲學。西方學問還根源在思辨的能力,在邏輯;邏輯在哪裡?在每一個人心裡。就好像印度人信佛,佛教所說的佛性在哪裡?在每一個眾生的心裡,開發的可能性是一樣的。中國古人學佛學,從信念開始學習,但現在我們學科學學錯了,只從表面學起!
但是,學統的開出,不是拿西方的學問來淹沒中國學問,就如同中國從儒道兩家成為儒釋道三家一樣,將來中國又開出了西方的學問了,將成為儒釋道西四家。講四家融會,是有根據的,根據什麼?人性!
新儒家的第三志業就是“政統的完成”。“政統”就是政治的統序、政治的傳統。中國的政治傳統,最早期的理想是“禪讓政治”,稱為“公天下”;到了夏朝大禹傳子開始,成為“家天下”。到周朝,貴族分封諸侯,就成了典型的“貴族政治”。到了秦朝,廢封建,置郡縣,中央集權,實施所謂的“君主專制”。漢朝劉邦並沒有改回去,不過,朝野還有很多人嚮往於禪讓,王莽就是講禪讓講出來的,可是王莽這個人不行,失敗了。劉秀中興以後,中國的君主專制才定了型,沒有再講“禪讓”了。從此兩千多年來,改朝換代,就專靠打天下,打完天下,天下就他這一家的。本來貴族政體下夏商周三代的更替,是因為商湯周武的革命,後來專制政體下的改朝換代,也說是革命,其實他們不是革命,他們是逐鹿中原。中國歷史中,只有商湯和周武可以稱為“革命”。“革命”是有特定意義的,“改革天命”。什麼叫做“天命”?“天視自我民視,天聽自我民聽”,合乎人民心民意,就受天命;不合乎,天命就要斷喪,所以變革天命叫革命,變革天命是順乎天聽乎人的“弔民伐罪”,那還是道德的意識,後來的革命都是打天下。所謂天下大事,分久必分合久必分,每回打天下,百姓就遭殃。打到最後,西方人出現了民主政治,成為世界共同的價值。
各位,我們現在的政治傳統,應該學習民主政治,假如人間還要有政治,民主政治是比較合理的一種政治,雖然它不是完美的,但是,人間沒有“完美的政治”,只有“比較理想”的政治。中國人將近一百年的社會紛擾,其實就是要學習民主政治。到現在還沒學會,所以,我們要求政統的完成,就是要完成民主建國、完成立憲,由憲法授與政權的合理性,由憲法主導法律、制定法規,以保障全民的自由平等,不會再有政治的恐懼,這樣中國人才可以安居樂業,人性才得以正常的發揮,整個民族才能安身立命。要不然中國一直在內鬥,這樣的人生是浪費的,民族也發展迉緩。所以,儒家有悲憫之情,悲憫民生是這樣的苦難,一定要提倡民主,這個民主不僅是民主的制度,還要有民主的內容、民主的修養。民主的修養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當君子,要有良心!你內在有良心,外在有制度,這樣才能完成真正的民主。像現在的臺灣,有民主制度卻沒有民主的內容。聰明的,有背景的人耍民主,欺騙百姓、愚弄百姓。百姓被欺騙、被愚弄,就是因為你沒有民主的品質。這就是新儒家所要完成的,這難道不是一種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的事業嗎?這不是為往聖繼絕學嗎?這叫作為萬世開太平!這就是新儒家的志業。所以,希望大家都來學新儒家,立志做個新儒家!謝謝各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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